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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世界》 陈东升:长寿时代的理论与对策

[导读]:人类社会正在进入长寿时代,这将是关系人类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长寿时代的特征是低死亡率、低生育率、寿命延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的预期寿命每10年会增长2~3岁,若干年...

  人类社会正在进入长寿时代,这将是关系人类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长寿时代的特征是低死亡率、低生育率、寿命延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的预期寿命每10年会增长2~3岁,若干年后,相当多的人可能进入百岁人生。与此同时,人口年龄结构从金字塔结构转变为柱状结构,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1/4。本文完善了长寿时代的概念,认为长寿时代将是人口转变下的新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学术理论进行归纳研究,系统地阐述了长寿时代的特征和形成,进而提出长寿时代将带来健康时代和财富时代,对社会的经济模式、产业结构及各个方面造成影响。本文以动态的视角看待人类社会对老龄人口占比增多现象的应对现状,对长寿时代给社会经济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剖析,指出长寿时代下会产生新形态的长寿经济,将在微观层面深刻改变个人的生活方式及健康财富规划,促使企业转变经营方式、保持组织活力、承担社会责任。基于此,本文从社会、政府、企业3个层面探讨了长寿时代的解决方案,尤其强调企业应创新商业模式、引入共享及生态理念,对引导长寿时代下的产业变革与企业转型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随着世界老龄人口占比不断增加的趋势日益明显,学界普遍认为其速度加快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日本等部分国家已出现了经济衰退现象。但也有实证研究发现老龄人口不断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负面关系,经济学家将其归因于相关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对老龄化的适应速度较快(Acemoglu and Restrepo,2017)。面对人类寿命日益延长,一些学者聚焦于寿命实质增长所带来的生活与就业的改变,提出了“长寿时代”(the Age of Longevity)的概念(琳达·格拉顿等,2018)。我们认为,“长寿时代”这一概念,虽然包含“老龄化”所描述的一些典型人口现象,但更多地指向老年人口占比升高后人类社会的一种相对稳定状态,有着更丰富的含义。首先,“长寿时代”更具前瞻性,强调人口结构转变后的新均衡及其带来的影响,启迪个人和社会立足全生命周期,积极主动地应对这一变化。而老龄化多是关注老年人口变化的阶段性过程和发展困境,其视角往往着眼于老龄人口本身及其产生的问题,偏向被动应对。其次,“长寿时代”涵盖的领域更广,包括长寿与健康、财富等主题的内在关联,蕴涵了人口现象背后一系列的挑战和机遇。最后,在阐述“长寿时代”特征时,我们不仅仅停留在死亡率、出生率下降这两个导致“老龄化”的因素上,而是增加了对寿命增长和人口结构变迁长期趋势的预测,把“长寿时代”所指的长期的、相对稳定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形态界定得更清晰。本文旨在系统性地阐述“长寿时代”的内涵与外延,扩充完善其学术理论,并在社会、政府、企业层面探讨了对长寿时代的应对思路。

  数据表明,世界正在快速地变老。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9》显示,2019年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2.6岁,比1990年提升8.4岁,预计2050年全球平均预期寿命有望达到77.1岁。1990年全球65岁及以上老人约占总人口的6.2%,2019年这一数字上升到9.1%,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15.9%。与此同时,80岁以上高龄人口的增速会超过低龄老人,1990年全球80岁以上人口只有5400万,2019年已达1.43亿,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4.26亿。同时,联合国数据还显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几乎都在经历生育率的下降,总和生育率已从1990年的3.2降至2019年的2.5,到2050年将可能降至2.2的水平。这也导致全球出生人口增速已经变得非常缓慢,预计到2045年后全球出生人口数量将开始逐年下降。根据联合国人口司中等假设水平预测,全球人口规模可能在2100年前后到达顶峰并开始回落,也有一部分人口学家认为2050年就有可能迎来人口拐点(达雷尔·布里克等,2019)。

  联合国给出的人口中位数变化趋势显示,与许多欧美国家相比,东亚国家的老龄人口增长速度更快。其中,日本老龄人口占比自2005年开始超过北欧国家高居全球首位,其老年抚养比目前已达到48%。2010年至2019年之间,日本的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出260万人,预计到21世纪中叶日本人口将减少到1亿左右,21世纪末将进一步缩水至7500万人。近年,日本的情况在亚太地区(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等)相继重演,其发展脉络具有借鉴意义。

  与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类似,中国的人均期望寿命在增加,老龄人口增长速度不断加快,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2016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为76.3岁,在195个国家中排名68位,有学者认为若按此趋势保持下去,2040年中国的排名将会上升至39位,人口预期寿命达到81.9岁(Foreman et al.,2018)。在老龄人口占比结构及增长速度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从2000年的7.0%上升到2019年的12.6%。据联合国预计,到2025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就将上升到14%,到2045年预计每4个中国人中就有1位老人。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中国人口基数大、生育率下降快,导致老龄人口增长进程愈发加速;国家医疗保障体制、福利保障体系难以匹配将要到来的社会人口年龄结构;人口预期寿命快速增长,但人均收入及储蓄均不及同时期发达国家,难以支撑个人退休期间的消费水平,或导致“未富先老”、“又老又穷”的社会现象发生。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而美、日、韩老龄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有国外专家提出,中国未来的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很可能比日本更快,引起的问题也更严重。

  人类进入18世纪中叶,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期望寿命开始前所未有地增长,长期以来相对恒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深刻改变,这引起了学者的极大兴趣和理论思考(安格斯·迪顿,2014)。近代人口学诞生以来经历了3个主要理论发展阶段:一是从18世纪末发展至今的马尔萨斯主义理论,二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人口衰竭理论,三是近20年间对“积极老龄化”(Active Ageing)的广泛探讨及相关研究。然而面对目前全球范围下的老龄人口增长浪潮,各种理论都难以有效应对挑战。

  第一类理论为马尔萨斯主义学派。近代人口问题研究的先驱马尔萨斯在其人口理论中阐述了农业社会中资源对人口增长的限制作用,后衍生出马尔萨斯学派,强调控制人口的必要性。20世纪70年代,著名民间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对工业时期的人口过度增长及其所致的经济增长极限作出建模预测(德内拉·梅多斯等,2019),认为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增长及资源利用将导致不可控的衰竭,应引起警惕重视。该类预测在近年被真实数据证明存在偏误,未充分考虑技术革命带来的资源解放以及城市化导致的生育意愿降低,过度放大了人口增长的潜在风险。

  第二类理论密切关注老龄人口增长问题,并提出人口衰竭的预期。20世纪末至今,全球相继迈入老龄人口快速增长阶段且各国缺乏有效应对方案,有关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规模衰减的分析研究开始大量兴起。1987年,德克·范德卡(Dirk Van de Kaa)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对生育率低于人口替代率的现象作出解释(Van de Kaa,1987)。在分析老龄人口增长及人口规模下降的成因及影响方面,多国学者均指出人口老龄化及人口负增长会对消费、生产力、就业、创新、竞争力、财政储蓄与文明传承造成压力,此类研究强调老龄人口的负担性及人口负增长带来的挑战(Bloom et al.,2003;Maestas et al.,2016;大前研一,2017;梁建章、黄文政,2018;达雷尔·布里克等,2019)。

  20世纪90年代起“积极老龄化”引起了广泛探讨。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开始倡导“健康老龄化”,后又提出“积极老龄化”概念,人们意识到应多角度地看待老龄人口增长现象,研究领域逐渐多样化、细分化。老龄人口增长开始被看作是科技、医疗、健康护理、公共卫生等多方面的进步,人们普遍认为该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与此同时,2000年以来中国关于养老问题的研究成果增多,上升趋势明显(曹献雨、睢党臣,2018)。

  在各国老龄人口占比均不断升高的时代背景下,经典人口学理论显示出诸多缺陷,而针对老龄人口问题的研究,一方面以碎片化成果为主,缺乏成体系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偏重数据分析和预测推演,缺少针对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实践经验及系统性解决方案。站在过去看未来,将受制于当前社会阶段的发展逻辑,难以有效应对挑战。本文通过解读全球人口发展脉络,指出长寿时代的不可逆性,立足未来人口和社会形态分析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并由此推导出合理有效的对策。文章将延伸丰富长寿时代的理论价值,建立一套发展的、符合未来寿命和人口年龄结构长期趋势的理论分析框架,深入剖析长寿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并指出企业及个人的应对思路。

  文章首先阐述长寿时代的主要特征及形成原因,探讨低死亡率、低生育率,以及预期寿命保持增长、人口年龄结构趋向柱状、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1/4等人口现象。第二,在微观角度指出长寿时代与健康时代、财富时代的关联性:长寿时代下预期寿命的延长、生存质量的提高和社会功能的变化将造就健康产业及健康经济,同时社会储蓄结构及财富积累形式将会发生变化,对养老金替代率充足的需求,会推动第二次人口红利(Mason and Lee,2004)。第三,从宏观角度说明长寿时代对生产、需求、就业、增长、社会公平等多方面的影响。最后,文章着重探讨了在长寿时代下,个人社会需要作出的调整,政府的作用,以及企业应如何创新商业模式、保持企业活力、承担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积极迎接机遇与挑战。

  18世纪中期开始的工业革命打破了农业社会资源承载人口能力的限制,世界人口在那时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增长。基于对人口增长过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化的研究,1929年美国人口学家沃恩·汤普森(Warren Thompson)提出按人口增长模式可以将各国划分为3类。在此基础上,1945年弗兰克·诺特斯坦(Frank Notestein)进一步将人口增长模式归纳为潜在下降、转变增长、潜在高增长3个类别。此后对于人口增长模式的描述逐步发展形成了人口转变理论。当前普遍将人口转变分为4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人口规模不变或增长极其缓慢;第二阶段是高出生率、死亡率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第三阶段是出生率下降、低死亡率,人口增速放缓;第四阶段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人口规模趋于稳定。

  当前世界正在由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快速转向第四阶段,但第四阶段以及之后会进入什么状态?我们在此提出长寿时代的概念,认为它将是人口转变后的新均衡。这一时代伴随着五大特征:低死亡率、低生育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人口年龄结构趋向柱状、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1/4。

  19世纪人类的死亡率开始显著下降。当时生活水平提高、营养改善是决定性的因素。工业革命带来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使人们逐步摆脱了饥饿的困扰,增强了抵御疾病的能力。英国和法国的预期寿命分别从1750年的37岁和26岁增至1900年的48岁和46岁。英国学者托马斯·麦基翁(Thomas McKeown)提出19世纪英国死亡率下降是由于经济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其中最重要的是饮食的改善(McKeown,1962)。美国学者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也提出人们对周围环境的控制和创造技术革新的能力相互促进推动了死亡率的不断降低(Fogel,2004)。

  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对死亡率的下降同样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传染性疾病的控制。以美国为例,由于通过水和空气传播的传染性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1900年至1940年美国整体死亡率下降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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