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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疫情会改变时尚摄影吗?

[导读]:由于封城限制和社交隔离,许多摄影师已经接受了在视频会议等平台上进行图像制作的新模式;包括《Vogue》、Valentino等品牌也让模特和明星自行发挥,拍摄时装摄影;但此次疫情对整个时...

  由于封城限制和社交隔离,许多摄影师已经接受了在视频会议等平台上进行图像制作的新模式;包括《Vogue》、Valentino等品牌也让模特和明星自行发挥,拍摄时装摄影;但此次疫情对整个时装摄影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

  英国伦敦——去年,时尚摄影师Alessio Albi与10多人的团队去了很多遥远的所在,从塞舌尔到日本再到波利尼西亚,为意大利版的《Elle》和《滚石》杂志还有Trussardi这样的品牌拍摄大片和商业广告。然后,疫情爆发了,随着政府出台的旅游限制、社交隔离措施以及客户广告预算的大幅下降,疫情对时尚摄影这门生意的冲击逐渐体现出来。

  现在,Albi只能呆在自己位于意大利佩鲁贾的家中,短期内要恢复正常工作几乎无望。“佩鲁贾是一个比米兰小的城市。这里没有给我的工作,” Albi说。结果,他把自己的摄影事业转移到了网上,通过视频电话拍摄朋友和模特,然后将作品发布到Instagram上,让自己保持忙碌,也防止灵感枯竭。

  这绝不是一个赚大钱的方法,而且流程可能也很棘手。Albi习惯于按日结算报酬,通常使用相机并和摄影团队一起工作。即便如此,疫情之下,通过如Zoom和FaceTime等数字平台进行的摄影已经在摄影师之间流行开来。

  “我们以前总是先把印刷版杂志放到首位......然后在网上发布精华预告,”《i-D》主编Alastair McKimm告诉BoF:“但为什么不首先发布数字化内容,让它成为杂志的一个章节呢?”

  随着消费者对时尚产品的需求大幅下降,品牌削减了营销预算,这对创意人员和依赖广告销售的出版商产生了连锁冲击。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杂志以及它们的网站仍然需要填补空白的内容,对于杂志和创意人员来说,委托摄影师拍摄大片仍然是至关重要,他们都希望利用疫情的社交媒体活跃来吸引用户。

  因此,越来越多的摄影师转向网络摄像头和智能手机镜头,他们过去依赖摄影棚设备:大画幅相机、精心设计的布景和灯光设备,以及制片组来完成他们的工作。

  意大利版《Vogue》在4月刊中委托了包括David Sims、Harley Weir Ibrahim Kamara在内的40多位创意人士,以“咫尺天涯”为题进行远距离拍摄。该杂志需要在社交隔离的规则下工作,并希望避免发布那些预先准备的图像——因为在疫情期间可能会被误认为不合时宜。最终的大片效果不错,包括由Haley Wollen和Brianna Capozzi通过FaceTime拍摄的Bella Hadid。意大利版《Vogue》创意总监Ferdinando Verderi表示:“就像这期杂志的白色封面一样,这些图片最终挑战了人们对我们行业的期望。它们提醒我们,有一种方法可以创造美和意义,但不需要大量工作和高成本的加工。”

  甚至一些顶尖奢侈品大牌也开始在行动了。Valentino的创意总监Pierpaolo Piccioli就将2020/21秋冬女装广告特辑交给了品牌遍布全球的好友。包括舒淇、唐嫣、刘雯、Gwyneth Paltrow和Naomi Campbell等嘉宾都穿着新系列出镜,但掌镜的却并非大牌摄影师,而是他们身边的至亲好友。该命名为#ValentinoEmpathy的广告特辑旨在记录彼此在困难时刻所分享和经历的点滴。Piccioli表示,这样非同寻常的构思和策划,正是品牌对目前全球在抗疫期间保持社交距离这种新生活体验的一次反思——尽管在物理上难以交流接触,但丰富的情感,让人们仍可透过同理心而互通心意,与社会上各人互相扶持,变得更团结、更坚强。

  在中国,疫情期间更严格的封锁措施让一些独立设计师也转换了以往新系列的拍摄思路。At-One-Ment的创始人兼创意总监黄婉冰告诉BoF,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迫使她放弃了一开始进行大片拍摄的计划,转而带领团队、拿起画笔,用插画的形式描绘了2020秋冬系列的一些剪影——这一系列插画作品登载在《Elle世界时装之苑》上,作为新系列的发布预热,反而为其带来了更多的好评和关注度。

  但是,这些新的图像制作模式只是权宜之计,还是短暂的新奇之举?又或者它们会对我们拍摄时装的方式产生哪些长期影响呢?

  Nick Knight是时尚摄影和数字媒体的交叉领域的先驱,并拥有开创性的平台Showstudio,他相信人们只会越来越多地采用新方法。“我们的做法只是冰山一角,”他表示。“我们有很好的设备可以使用,我们只是需要重新利用它......这加速了我们已经面临的问题。” Knight说,许多智能手机摄像头和网络摄像头的质量比20世纪60年代用来拍摄时尚影像的相机质量还要高。他还说,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工具也让模特比以往更擅长摆姿势和自拍。

  如今从印刷实体到数字化的转变正在改变杂志,这是这些创新可能持续下去的另一个原因。“如果你的读者主要在网络上,比如你的纸刊卖出20万份,但你的网络读者有1200万,你为什么要把你的图片创作建立在很小一部分读者的基础上呢?” Knight问道。

  在限制措施放松之后,黄婉冰意识到为了更好地展现At-One-Ment品牌的精髓,并更好地和买手、媒体交流,拍摄一组型录(Lookbook)依然很有必要——这一次,她采用了更精简的团队,将插画的灵感和品牌希望传递的艺术性融入了型录的拍摄——在展示清楚服饰的同时,也凸显出其品牌希望强调的艺术氛围。

  除了当前的数字工具、缩小制作规模、精简妆发这些最近拍摄的趋势之外,疫情可能会以更深层次的方式改变时尚图像的美学。

  这一次的疫情经历,让黄婉冰发现重拾画笔让她找回了初学设计时的创作快乐,她也意识到。整个团队迸发处的创作精神让她十分振奋——而时尚摄影也不一定每一次都需要大制作,目前,她已经和团队一起开始筹划一系列内部自发的创意拍摄项目,以便从更本源的角度出发,来表达她源源不断的创意。

  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过去经典的时尚影像有点脱离现实,与一个面临日益严重的人类悲剧和经济灾难的世界是不同步的。

  意大利版《Vogue》主编Emanuele Farneti说:“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创办时尚杂志是逃避现实,是提供漂亮的人穿着漂亮衣服的照片。但有时候这种感觉很奇怪。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

  摄影师Thurstan Redding的自画像曾刊登在《M Le Magazine du Monde》杂志最新一期的专题报道中。对他来说,“这场疫情可能会加速这个趋势,不仅是把时尚的视觉语言与其自身的美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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